26 悲歡聖母峰

從安娜普娜回來以後，波卡拉就變小了。我攤開地圖看哪裡有什麼好玩的，換算成山中長走，才不過三分之一的路程，蛋糕一片。國際山岳博物館International Mountain Museum，外觀挺漂亮，距離大約四公里。有什麼問題呢，走去。

尼泊爾的路沒有路名，所以只能用「判斷」的：這裡是一個夾角約四十五度的路口，那大概就是地圖上的Mastang Chowk了吧，我該向右轉，第二條岔路再左轉，然後河就應該要出現了……

一路所見都是平民生活。老婆婆坐在路邊，用一個簡單的器具把棉花一絲絲地拉出來紡成線。幾個半大不小的男生圍著玩遊戲：一個麻將桌，四邊有護欄，四角有洞，大家想辦法把一個扁扁的圓盤打進別人的洞裡，並護住自己的洞。只有一個顯然較為貴族化的學校，叫做Pokhara Kindergarten High School，幼稚園中學？非常令人困惑。

博物館是新的，外國人的入場費三百盧比，挺貴的。我本沒有期待什麼，但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有一個特展是阿爾卑斯山區與尼泊爾山區的生活比較，兩地的房舍、食物、甚至學童的制服都驚人地相似，只不過阿爾卑斯山區的那些照片是五十年前的罷了。另一組比較是同一個小村，四十年來的變化。仍然是個幾戶平房聚集的荒僻小村，就算翻修過，也只是洗把臉而已。日子在那裡過得比較慢。倒是攝影器材顯然升級迅速，照片畫質進步得可快了。

博物館裡也展出Toni Hagen所使用的工具，他是第一個繪製喜馬拉雅山區地圖的探險家。為了感謝他的貢獻，尼泊爾政府把編號第一號的登山許可證，發給了Toni Hagen。他留下的三項建議裡，有一項是「興建吊橋」。只有吃過上山下山苦頭的人才知道，這話可真內行啊！

喜馬拉雅群峰之中，聖母峰的風采當然還是無法匹敵的。當地山區的原住民族雪巴人Sherpa，為登山隊當挑夫、當嚮導，是整個聖母峰的冒險歷史裡最「底層」的人，但明明是他們爬得最高。第一組成功攀登聖母峰的是紐西蘭探險家Edmund Hillary和雪巴嚮導Tenzing Norgay，但是到底誰才是「第一個」踏上峰頂的人？他們下山來，兩人口徑一致說，「我們『一起』爬上去的。」古怪的是，登頂當然要照相留念，但只有雪巴嚮導留下了一張登頂成功的照片，紐西蘭探險家卻居然沒有。西方世界理所當然認為Edmund Hillary是世界第一，他因此受封爵士，此後一生輝煌；但是印度與尼泊爾人卻認為，第一個登頂的一定是Tenzing Norgay。

一座山，兩個人，三種說法。不同的人種相信不同的真實，唯獨沒人相信他們「一起登頂」。山路艱險，自顧不暇，「一起登頂」？實在難以想像。這個官方說法聽起來不像「事實」，而像「約定」。如今雪巴嚮導已經辭世，紐西蘭探險家也垂垂老矣，雖然陰陽兩隔，疑雲密佈，但五十年來，他們的說法從未改變。

在他們之後，登山者仍然熱衷於創造各式各樣的「第一」。第一個從另外一條路線登頂；第一個女性登頂；第一個不帶氧氣瓶登頂……。登山隊的規模越來越大，預算越來越高，那些錢堆出了另一座聖母峰；在那裡，探險的成分遞減，而享樂的成分遞增。山上的垃圾堆積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終於有人組了隊，專程去把垃圾帶下山。氧氣瓶、梯子、瓦斯罐、帳棚支架……隨便挖一挖就有一‧五噸，包好以後用直昇機載下山。致力於這項環境保護行動的是一群日本人，照片上，他們全身都貼滿了企業贊助的logo：NESCAFE，SEIKO，DVCAM……

而現在我坐在放映廳裡，等著看一部砸大錢拍成的片子，「Everest」。其實我看過了，很多年前在台中的科學博物館，太空劇場狀如一顆星球，我們在地心的位置，半躺半坐的，看著頭頂一整片廣闊如星空的超寬銀幕。美國登山製片家David Breashears組了一支登山隊，不辭辛勞的把笨重的IMAX攝影機搬上聖母峰，去拍攝登頂的整個過程。台灣翻做「偉哉聖母峰」，我還記得雪崩的場面，飛濺的雪塊那麼真實地朝我擲來。

隊裡有一個美國男人，一個西班牙女人，與一個雪巴人。最有賣點的可能就是這個雪巴人了，他是Tensing Norgay的兒子，Jamling Norgay。他想要做爸爸做過的事情。子繼父業並不是我所偏好的戲碼，何況訪談斧鑿痕跡再清楚不過，Jamling Norgay沒有亞洲口音，開口更是美式幽默。

尼泊爾沒有那麼炫的球形銀幕，長條椅甚至沒有靠背。但在這陽春的平面銀幕前，我依然流下眼淚。山那麼大，人那麼小；有的人登頂，有的人殉山。

那一年除了美國隊以外，還有兩個商業隊伍，以及台灣隊。「商業隊伍」，基本上就是旅行團，所費不貲，保證登頂。台灣隊是登山界名人高銘和克服萬難組成的隊伍，只有他一人有攻頂的實力。大家都在營地裡看天氣，領隊們憑著自己的經驗判斷什麼時候該往前挺進。天氣不算頂好，但三支隊伍都決定出發，只有美國隊不動，其實心裡也焦慮得很。山上的天氣誰也說不準的，搞不好這就是今年唯一的攻頂機會了，誰知道呢？有時候上帝和魔鬼是手牽手的。

旅行團的保證沒有跳票，他們真的全都上去了。艱難的是回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掩至，回來的人比出發的人少。高銘和回來的時候，鼻子、腳趾嚴重凍傷；兩支商業隊伍的領隊都沒有回來。然後無線電響了，是那位紐西蘭領隊Rob Hall。

Hall是回頭去援救客戶的時候出事的。現在，他很冷，他一點也走不動了。大家都鼓勵他保持清醒，但是那些都是屁話；實話是，暴風雪還在繼續，沒有人能夠上山救援，而且從美國隊駐紮處，得走兩天才能走到他身邊。他死定了。只有Hall自己不知道，他陷身低溫已久，判斷力已失了準頭。美國隊唯一能做的，是緊急聯絡他的妻子，她就快要生了。透過轉接，Hall與在紐西蘭的妻子通上話，兩人商定了小孩的名字。

最後Hall說，他睏了。所有人都哭了。無線電不再發出聲音，彷彿伴他一同心滿意足地睡去。兩個禮拜後，當美國隊終於決定出發攻頂的時候，他們很清楚前面等著的，除了高聳的山峰之外，還有山友的屍體。

美國男人不用氧氣瓶，他說：「就只有我跟山。就這麼簡單。」他爬上去了。西班牙女人爬上去了。雪巴人爬上去了。製片David Breashears爬上去了，IMAX的鏡頭當然也爬上去了。影片完美定調為老少咸宜勵志片，雖然天災中途攪局，但是結尾美夢成真。一直要等到「八千米高地平線」一書裡，David Breashears才說出他的看法：他認為那三支隊伍太過冒進，時間已晚還勉強攻頂，才造成這起重大山難。「終點線在山底，而不在山頂。」David Breashears提醒道。

總有人要問，「為什麼要去爬山呢？」一位登山名家曾如此回答：「因為山在那裡。」山既不呼喚我們，也不曾對我們招手，人與山之間，從來只是人自作多情，像辛棄疾那樣：「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放映廳裡一片漆黑，銀幕上山色雪白純粹，登山家們單戀此山至於以身相殉——觀眾一片靜默。我們推開門，又回到這個安逸溫暖的文明。

我走了一整天，腳一點也不酸。感覺是：我可以。有爬安娜普娜的經驗作底，就知道自己的極限還在遠處，歇歇就不累了。難道真的是這樣嗎？一個脆弱的經驗帶回來，養一養，就變成一個強壯的基礎。一粒沙，揉一揉，裹成一顆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