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30

不是一本書——讀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如將「我們」當作一本書來評,唐諾的附錄已經做到極致。他最精準的觀察是,寫書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顧玉玲已於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完成,所以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與節奏,彷彿自然地流洩出來。正因為這樣,把「我們」放在什麼樣的文學傳統裡似乎並不重要,好像怎麼放都可以,也都沒差。「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當代的書寫者對自我、對自身的獨特性有如此神經質的焦慮之情,」唐諾寫道;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寫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對,從某個角度看,一個人怎麼寫都是他自己,如同費里尼曾經略嫌驕傲地說:「我的電影當然有自傳色彩;珍珠就是貝殼的自傳。」一個故事無可避免地是那個寫故事的人寫出來的,有著他的光澤。如果作品呈現貧弱的樣貌,那個蚌殼大概也有點兒營養不良。

文字所能掩飾者極其有限。我有一日在舊日記裡發現一句話:「一個人不能太想寫作,太想寫作了,寫出來的東西就像中文系學生交作業。」大樂。我與顧玉玲的人生稍有交集,如我沒有誤解的話,對於顧玉玲這只蚌殼來說,寫作應該是很不重要的一件事,除了工具性的意義之外並沒有太了不起的附加價值。是因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對你說,所以寫下來。這事既然這麼重要,那當然要好好寫,因為我寫好一點的話,你讀了會比較了解,感動深一點,記憶久一點。

中文系作業之所以不對勁,並不是藝術天分不足,而是看不出為什麼要寫,彷彿沒話找話講。如果有話可說,就不用裝神弄鬼。如果那件事情夠重要,它就華光四射;寫作者僅僅是坐下來牽成,為作品接生。像米開朗基羅,注視石塊直到看見一個雕像躲在裡頭,於是拿起雕刀將他琢出。

「我們」有幾層意思。第一篇的篇名就是「我們」,是一個菲律賓女人與台灣男人相戀成婚的故事,環境艱困但是兩人決心與命運對賭。此其一。來自他鄉的工作者,與我們的笑淚人生並無不同,惡待外國人是不對的,他們也是我們。此其二。移工運動由一個團隊篳路藍縷地做出來,且與其他工運互相支援扶持走到現在,不是單一個人可以居功,是複數的我們而不是單數的我。此其三。

在描繪移工身影的時候,隱隱約約地,「壞人」現形了。一個人不會平白無故的累到意志崩解,一定是有人折磨他呀,誰?誰?麗亞的故事裡,雇主張老闆一家三個男人裡有兩個對麗亞大有興趣,三個女人裡有兩個認定麗亞是狐狸精;一個暗藏漩渦的家庭,因為麗亞的到來,吹皺一池春水。然而顧玉玲沒有把張家的任何一個人當成「壞人」來寫。剛好相反,每個人的委屈,她都想到了。老爸過得開心舒服,所以雍容大度;老媽責任最多權益最少,所以最吃醋;大哥苦悶一時失足;二姐心疼母親,但至少守住明理的底線,沒有把所有責任推到麗亞身上。

這是「我們」的第四層意思:再也不輕易樹立一個對立面、一個「他者」。書裡有更壞的壞人:口出惡言的主人,矢志榨乾傭人所有力氣的主人,苛扣薪資的仲介。但總還是看得出顧玉玲拿捏了份際,對事不對人。「我們」不是藉著妖魔化某一群人而鞏固起來的;「我們」是對人世保留一點餘地、一點溫柔:也許他也有他的難處,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沒心沒肝的人;如果我知道了,也許,他也是我們。

這第四層意思,顧玉玲未曾言明,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她僅是自然地下意識地就把書寫成這樣了,不是刻意的。在工運現場多年、與各類的「他們」攪和直到通通變成「我們」,這份寬容溫柔應是基本動作,每天每天的例行事務上都是這樣處理的。文字所能掩飾者極其有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是一本書,而是多年前做出的一個人生的選擇,在千萬個日夜以後揉成一顆珍珠。

2008/12/25

履歷表:九○年代遺事與軼事


第一張餅。

那一年夏天我在花蓮,吃過了中飯就騎腳踏車出去玩,沿著海岸有時候往北,有時候往南,就那麼一條路,儘管騎。

舅舅住的郵局宿舍在南京街,綠色紗門吱嘎作響。他不喜歡花蓮,很想調回彰化。誰不想。他跟我說,每天清晨有一班自強號,幾乎哪裡也不停地直奔花蓮,三個半小時,一天只有一班。不然的話,台北到花蓮的火車車程通常——不知道多久,反正很久就對了。在郵局分發的排行榜上,邊境花蓮夥同台東,敬陪末座。大學聯考排行榜最後一名是大漢工專,它也在花蓮。

我出門,再回來,就黑一層。中學課本裡說,楊朱的弟弟楊布,穿白色衣服出門,遇了大雨換上黑衣服回家,他的狗兒就不認他了,對他狂吠。楊布不高興,但楊朱勸他,「換了你,你也一樣啊。如果你的白狗出門,變成黑狗回來,你難道不會覺得很奇怪嗎?」我就是這條白著出門黑著回來的狗。路人指著我大笑:「啊哩趴嘎價喔!」唉呀妳曬得這麼黑。再黑,他們還是看得出來我原是一條白狗。

那個太陽一定很大,那片海一定很美,但我記得的只有前方的路。北濱,爬一小坡經過花蓮女中。南濱,公園剛剛落成,坐在階梯上聽海。年輕人不怕曬也不甚在乎天地美景。我等著聯考的成績單寄到,好開展我的新生活。

進入九○年代以前最後一件待辦事項,是在生活上完全獨立不受拘束。在我的蹺家計畫裡,必要的話,花蓮是最後退路。總是在那些花最少錢就能夠活下去的地方,能夠得著最大的自由。

結果沒必要。我留在台北過完九○年代,我人生的二字頭。

第二張餅。

孫中山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他指的是三民主義,但什麼主義不是呢。希臘時期的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萬事萬物的本質,就是數字。一切都可以用數字來說明。例如一個人的健康,是體內各種元素維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如果比例不對了,這人就病了。所以數學就是神學,因為上帝造物的神秘法則,只有數學能夠發現。向日葵的種籽,鸚鵡螺的腔室,不相干的生物、繁複的構成,卻可以化約成同樣的數列。數學是一種陰陽眼,在花叢裡、潮汐間,看見神的旨意。

於我,九○年代的主義是女性主義,思想、信仰、力量、陰陽眼。我奔波去過好多大學,好多地下廣播電台與電視台,在好多已經不復存在的報紙雜誌寫已經灰飛煙滅的稿子,而我並不是那時候最勤於耕植的人。那些太陽想必很大,我們想必曬得很黑,但我記得的只有前方的路。這個宇宙在生病,女性平均薪資是男性的三分之二,百分之八十的女性放棄繼承權;這些數字完全不對,這不是神的旨意,是魔鬼的笑容。

我們有過美好閃亮的時刻,士飽馬騰,世界將變未變,就等我們補上臨門一腳。但是榮光是給旁人的。翻翻舊報紙可以為九○年代的社會運動寫一份漂亮的履歷表,像所有的履歷表一樣,載明所有的努力與成功,略去所有的倦怠與失敗。但是對身在其中的人來說,成就感多麼短暫恍惚。做成了什麼事情,高興一下下,又立刻被更多沒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淹沒。

我們辦了反性騷擾大遊行。高興了多久?不記得。為了遊行的動員,事前準備了很久,巡迴大專院校舉辦講座,開公聽會記者會座談會,我好累。我另有正職,但是我好累,於是就隨便應付了事。那陣子,中國作家艾蓓來台灣。第一天,民生報獨家。隨後幾天她有幾個公開行程,我一個也沒去。我不記得我新聞是怎麼掰出來的,但是記得有一個下午呼叫器響個不停,我打公共電話回報社。這位長官人稱「莊子」。他非常忍讓地告訴我,這陣子,我的新聞都比別人慢一天,而昨天,艾蓓已經走了。我站在騎樓下,感覺滿臉豆花。

遊行裡舉了一面「怒」字旗,宣讀了一篇「憤怒宣言」,現場分發的紅絲帶上,是一個怒髮衝冠、單手握拳的怒娃娃;九○年代社運的基調,具體而微地展現在這場遊行裡。我有氣。我們都有。所以我們同仇敵慨。

使命感炙烤我的腳底,比頭上的太陽還烈。我不大想起花蓮。前進都來不及,沒有想到退路。

第三張餅。

畢達哥拉斯也有過美好閃亮的時刻。他和一群頂尖的數學家自成一派,士飽馬騰,畢氏定理簡潔美麗:直角三角形的兩個短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怎麼剛好那麼巧!不,不是剛好那麼巧。是上帝的手繪。祂要我們驚嘆,知道祂看顧著我們。

畢氏學派相信,數字皆有理性,而理性是上帝的化身。整數與分數,都是有理性的數(rational number),數論與幾何,殊途同歸。研究數學,就是見證神恩。

畢氏學派裡,有一個叫西帕斯(Hippasus)的,是一個好學深思的數學家,但是麻煩總是起於這種好學深思的人。他發現了一個小差錯。一個直角三角形,假如兩邊都是1,那第三邊就是√2。西帕斯想出一個方法,同樣簡潔美麗的證明√2既不是整數,也不能寫成分數;√2是個拖著無窮無盡尾巴的小數,而且這尾巴沒有規則可循。√2是一個沒有理性的數(irrational number)。

「沒有理性的數」摧毀了畢氏學派的基本信念,但是西帕斯的論證無可辯駁。畢氏學派發出封口令,但是西帕斯不聽,畢達哥拉斯氣壞了。接下來的都是傳言了:畢達哥拉斯下令處死西帕斯,畢氏門徒銜命一路追殺,最後在一艘船上找到西帕斯,將他淹死,就地正法。希臘的太陽真的很大,愛琴海真的很美,西帕斯死了,但是他的論證,還是無可辯駁。

九○年代留給我一些喑啞黯淡的記憶。「要煎蛋餅當然得打破幾個蛋,」哈倫‧艾立森(Harlan Ellison)寫道,「每個革命裡難免會死一些不該死的人,但他們非死不可,因為事情就是這樣,而只要隨便達成一些改變,這一切就好像很值得。」許多我認識的蛋,在九○年代破掉了。我自然不能說他們是被社會運動打破的,一個蛋到底為什麼會破掉,從來就是沒人知道的事。但是在九○年代,我們不具備足夠的柔軟,沒有看出來有些蛋已經破掉了,沒有在每一顆蛋破掉的時候為他同聲一哭,沒有足夠的智慧將一顆破蛋當作一顆破蛋來對待。這是我的遺憾。

後來我就變得不再在乎那張蛋餅煎得怎麼樣了。我一直想著,蛋破了。

第四張餅。

工作幾年後,我覺得行了。同事很好,長官很好,是我自己不好。我二十六歲,想退休。

「妳辭職要去哪兒呢?」

「沒有去哪兒。我要寫書。」

「在報社也可以寫啊。妳可以就坐在這裡寫啊。」

「不行,坐在這裡寫不出來。」

「妳這樣老了要怎麼辦?沒有退休金,什麼都沒有。」

「老了再說吧。我老了就跟你借錢。」我以為這樣說很好笑,但對方從來都沒有笑。

證諸我傑出的工作表現,我的辭呈很快就准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有詩如此說。老了的事情不可想得太多,想太多的話,現在就老了。年輕的時候應該努力賺錢,不只是現在要用的錢,還有老了要用的錢,生病的時候要用的錢,以及子子孫孫祖祖輩輩千秋萬世要用的錢。再這樣想下去,我就要動用國務機要費與海外人頭帳戶了。

然而不工作的凶險遠勝於沒有退休金。「神隱少女」裡,少女千尋與父母誤闖鬼域,父母貪吃變成了豬,千尋則漸漸變得透明,即將消蝕無蹤。食而不作,就變成豬。千尋的唯一出路是在湯婆婆手下討個工作。

湯婆婆一雇用千尋,就自作主張地為千尋另取一個名字。工作賜予你一個身份、一個位置,但那是一個被竄改過的身份,你的基因已經被改造了。大部分的工作枯瘦無法容納靈魂,大部分的靈魂都沒有投入工作——即使那個身體每天都去上班。

那不工作好吧!斬斷與世界的交換,得到自由。不讓湯婆婆為我亂起名字,不讓任何人為我亂起名字,我只想要維持我純淨的存在。少女千尋曾經也是這樣想的,她拒絕吃那裡的東西,以保持自己的形狀。但是她發現自己的手漸漸地透明了,揮擊的時候碰觸不到任何東西,直接從虛空中穿過去。這就是自由的凶險:失去身份,成為鬼魂一般的存在。

許多人嚮往自由以為自由多麼可愛,其實是葉公好龍。自由像真正的龍一樣可怕難馴。自由不會咬你,自由只是逼迫你看見: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你的小命、微不足道的人生,無所式憑。

自由只會嚇你。用你的脆弱來嚇你。

我自由了很多年。前方的路我不能全看見,不能全知道。太陽還在,海還在,我在體制外感覺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但知道體制內的生活也使人感覺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我們橫豎就是微不足道的。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第五張餅。

離開九○年代以前,我生了一場病。甲狀腺機能亢進是一個常見的小病。與自體免疫系統相關的疾病都很嚴重,例如紅斑性狼瘡;甲狀腺機能亢進是這個疾病家族裡最善良的一員,不會死的。甲狀腺長在喉嚨裡,形狀像一隻蝴蝶。他的工作是製造甲狀腺素,管控新陳代謝的速度。甲狀腺機能亢進,就是這隻蝴蝶工作太努力了,製造了過量的甲狀腺素,導致新陳代謝太快,會心悸、失眠、體重減輕、身體衰弱等等。

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可以治標,也可以治本。治本的方法是把這隻蝴蝶砍去一半,讓他再怎麼加班,也製造不出那麼多甲狀腺素。砍他的方法,舊時用外科手術,現在則用放射碘。放射碘是一種藥水,具有破壞性。甲狀腺會吸收碘,連這個有放射性的變種的碘也不例外,於是蝴蝶就折翼了。

治標的方法,是吃一種能夠中和甲狀腺素的藥。吃藥其實沒有解決問題,蝴蝶還是拼命的加班趕工,但是他做出來的產品,直接送去銷毀。吃藥是緩解症狀,靜待身體自己痊癒。

對甲狀腺機能亢進來說,治標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因為這整件事根本不是甲狀腺的錯。我們身體裡的內分泌都是歸腦下垂體管的。腦下垂體會定期檢測血液,然後通知相關的腺體,「胰島素不夠,要補貨了」;或者,「性荷爾蒙用不著那麼多,你在胡思亂想什麼啊。」腦下垂體會分泌一種化學物質,像差遣一個小廝去送信,對腺體下達指令。

九○年代末的某一天,我的淋巴球決定要搗蛋。淋巴是免疫系統的捍衛戰士,理應去巡視看有沒有偷渡客混進來,但是他們卻莫名其妙地偽裝成送信的小廝,跑去甲狀腺假傳聖旨。

「喂,快點快點,甲狀腺素不夠了!」

「咦?怎麼會?我都照常出貨啊。」

淋巴球高傲地把下巴一抬:「腦下垂體說的!喂,怎麼樣,妳到底做不做啊?」

喉嚨裡的蝴蝶急速拍動羽翅,我的身體就天下大亂了。

疾病逼我向我的身體低頭,而我本以為可以隨意使喚它。剛發病時吃西藥,嚴重過敏,全身起疹子,臉皮可以揭起好大一塊,免費的果酸換膚。改吃中藥,緩不濟急。我睡不好,脾氣就不好,完全失去耐性,覺得蕞爾小病為什麼別人三個月就好了我卻怎麼也治不好。

有一陣子藥吃太多變成甲狀腺機能低下了;有一陣子每天起床都抽筋; 有一陣子常常嗆到;有一陣子沒有聲音;有一天猛烈的打嗝連打十幾個小時。我的身體在生我的氣,怒娃娃的兩條眉毛糾結在一起,手在空中使勁一握,憤怒如髮在頭上炸開。

我為自己辯解,與她爭執,想用意志力再度使喚她。聽我的!不要再鬧了!停!妳有完沒完?夠了!不要再煩我了行不行,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妳再逼我我要喝放射碘了喔!

蝴蝶不語,拍動羽翅,繼續輕盈地捲起風暴。

我真的去找醫生,叫他給我喝放射碘。醫生慈祥的看著我說:「我覺得妳還好耶。」他東拉西扯實問虛答,就是不給我喝,但是讓我換一種藥。「妳試試看,還過敏的話再用放射碘。」果然不過敏了。

小蝴蝶贏了。「疾病的希望」裡說,疾病摧毀我們強悍的假象,迫使我們誠實。「牙痛、背痛、感冒或腹瀉就足以把耀武揚威的英雄變成一條可憐蟲,所以我們如此痛恨疾病。」整件事情就是要求我的意志潰散,然後重新再來。

現在,甲狀腺機能亢進(hyperthyroidism)是我最相信的主義(ism)。我早就好了,只剩下喉間微微的隆起。

「這個不會消了,」我的病史的最後一個景點,就是介紹這個遺蹟。

「看不太出來。」好心的人安慰我。

「那就老實告訴你好了,」我壓低聲音說:「那是我的喉結。」

有一個傢伙,肚子餓,吃了一張餅。還餓,再吃一張。還餓。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他足足吃了六張餅,才終於滿意,身子往後一靠,嘆口氣說:「早知道,直接吃第六張餅就好了啊!」

九○年代的遺事與軼事,都是我的餅。每一張餅,入口的時候是一個味道,咀嚼的時候又是一個味道;最後免不了用後見之明與後見之瞎,去重新詮釋記憶裡的味道。熱餅燙了我的唇,冷餅寒了我的心;沒得挑剔。直接吃第六張餅是傻子說的胡話,人生沒有這樣的。每一張餅都承接了上一張餅的味道,全部加起來才填了我的胃;沒得挑剔。得意與失意,我一網兜收,概括承受。

我如今又在花蓮這個有太陽與海的地方。兩個禮拜就曬黑了,不是煤炭的實體的黑,是影子一般,黑得不太確定,略微透明。我尋到南京街,那裡當年已經不甚體面,如今看來更顯淒清寂寥。舊宿舍沒有了,每一個棄置的空地都是嫌疑犯,我躡手躡腳張望,躡手躡腳離開。有一條狗在路上奔跑,耳朵一張一合,肩膀一聳一聳,彷彿跑得輕鬆,指爪敲擊路面發出清脆的聲響。朝著海的方向。


作者簡介:張娟芬,一九七○年出生,自一九九六年起無業至今。曾經參與過的社會運動是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也關注人權與司法改革等議題。無業期間出版了四本書,依序是「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另外譯了四本書,依序是「同女出走」、「昨日不可留」、「愛情盛宴」、「道德浪女」。作品收錄於四本選集,依序是「女性主義經典」、「呼喚台灣新女性」、「揚起彩虹旗」、「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六年去歐洲讀「全球化之下的新聞學與媒體」,兩年的碩士課程結束之後回到台灣,又繼續無業。繼續自由。


後記:十月下旬寫的稿子,今天報上登了一半,總是有點時差。等得夠久了,仁至義盡,部落格上一次刊完。

2008/12/17

花蓮人


「請問排骨麵不加排骨多少錢?」

「我問一下喔。」店員向廚房裡吆喝:「排骨麵不加排骨多少錢?」

「三十。就是清湯麵。」

「喔,那我要四碗。」

「我們麵只剩下一份而已。」

「啊,只剩下一份喔。那排骨飯不加排骨多少錢?」

店員終於噗嗤一聲笑出來,「排骨飯不加排骨喔——妳等一下我問一下啊。」又向著廚房吆喝:「排骨飯不加排骨多少錢?」

廚房裡也笑了一陣,答案出來了,「三十五。」

最後四位國中女生坐在一起愉快的吃了一頓沒有排骨的排骨飯。向花蓮人致敬!

2008/12/06

兩個月目睹之花蓮怪現狀


車禍三起。

計程車撞腳踏車,人飛起把擋風玻璃都撞破了。

私家車撞機車,掉落的機車騎士稍一移動就大叫。

最後是機車擦撞腳踏車,沒事,虛驚一場。

24小時營業的洗衣店,用大白話寫著:「你想什麼時候來洗都可以。」

一間小吃店裡,服務生臉非常臭,她旁邊貼了一張告示:「忙碌中忘記微笑請包涵」。

某民宿一夜一千九百九,假日還更貴。但是租一個月,只要六千九。

一張租屋告示貼在超商裡,隔著玻璃對外,以免風吹雨打。但是告示尾端聯絡電話的部分仍然剪成鬚狀。在玻璃裡面我要怎麼拿??

舊平房門口,木板上的告示:「車主:請想想我們出入的方便,可以嗎?」

撿到五百元。

信義路有十元豆花,不過不好吃。

和平路有八十元瑜珈,卯起來做。

大禹街清粥小菜超好吃,粥熬到化,真正古早味,不是台北浪子回頭那種,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從來沒變過。但是不能自己動手。不管等多久,都得等服務人員幫你拿。

房子很少在面對山景處開窗。常常是一整面牆。臨著街最吵的那一面,開窗,和對街的房子面面相覷。

橋上打燈,粉色系霓虹燈。黃色,粉紅色,藍色。

美崙溪裡有飛魚。但有人釣魚的午後才有,其他時候沒有,所以想必是一種釣餌,惟尚未證實。

每天早晨太陽曬進房間來。要下雨的話後來再下,早上一定要先出太陽。罕有例外。

街角的麵攤熱氣蒸騰,碗依照不同的大小,一落一落疊著。這個不是怪現狀。舊時景象很久沒見了,心底有點感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