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前一陣子死刑爭議捲起千堆雪，被害人保護制度也連帶成為大眾的目光焦點；隨著重啟執行、廢死議題降溫，竟然沒有人再談被害人保護制度了。

「被害人」「保護」制度，這個詞彙大家都用，加以沿用似乎很自然，為了溝通方便，似乎也不得不用。但是這些詞彙背後，藏著很值得探討質疑的一些既定想法。一九九四年因著一連串校園性騷擾案的爆發，婦女團體舉辦「反性騷擾大遊行」，在行經新生南路、金華街口時，我們停下來，在那裡悼念因為性暴力而死亡的女人。我們拉起白布條，寫的不是「性暴力受害地點」，而是「受難地點」；我們宣讀一份宣言，不稱「受害者」，而稱「受難者」。一字之差，整個思考的架構完全不同，出路也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是「受難者」。而我們認為性暴力是一個父權社會的表徵，縱然性犯罪是個別男人施加於個別女人，但它不是個案，亦不能個案地加以解決。既然是個結構性的問題，當然應該援用「受難者」之稱。

「受害者」一詞，不管前後文如何溫柔善意，就是揮之不去的有著一張可憐、待人同情的臉孔。當我們稱某人為「受害者」，已經不只是客觀地描述他經歷過某個犯罪事件，而且是以該犯罪經驗作為這個人最重要的特徵來定義他。這樣的心態如透過社會互動不斷強化而固著下來，那這個人如何能夠重新找到主掌人生的能量？

我們常常忘記，「受害者」同時也是反抗者。因為主客觀因素，有的人反抗失敗死去，有的人英勇倖存。許多女人提供了很好的典範，寫下了她們的反抗經驗與心路歷程。遠的有徐璐的《暗夜倖存者》（皇冠），近的有小林美佳的《為什麼會是我》（三采文化）。閱讀她們平實的文字，總是深刻感受到那敘述背後的勇氣。她們立下的典範很清楚：藉由寫作與敘述，「受害者」重新成為主體，不再為他的受害經驗所馭。

受害經驗造成一個人的心靈創傷，而其創傷經驗的核心，是無力感。在那個犯罪的情境裡，加害人有備而來，一切發生得太快、猝不及防，於是加害人得以施展其權力。要克服這個創傷經驗，必須讓這個人重新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反抗失敗並不會使一個人失去主體位置。被關進黑牢裡的政治受難者，都是反抗不義政權而不幸失敗的人，可是不屈服的意志使得他們比他們的壓迫者更尊貴。有時候失敗的反抗者比成功的反抗者更耀眼，因為失敗是嚴苛的考驗，是對於主體性的重重一擊；能夠熬過來的人，他們的經驗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實是彌足珍貴。在這個意義上，「受害者」能夠教我們的實在太多了。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需在字面上稍加改變，就能克竟全功。美國的「謀殺案受害者家屬權利促進會」（MVFHR）甫於七月初來台，他們帶來的經驗很值得省思。他們不是被保護的客體，而是集結行動的主體。他們的受害經驗造就了他們，成為不屈的反抗者。

受害經驗應當被正視、社會應給予支持、國家應提供資源，這些都不應該打折扣。但這個支持系統千萬不能忘記它的終極目標，不是去拯救一個意志癱瘓的小可憐、讓他此後可以永遠躲在強壯的羽翼下受到保護；而是扶持陪伴著，知道這個人有一天會掙脫受害經驗施予他的恐怖，繼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前進，而且身手不凡。如同尼采說的：「殺不死我的，將使我更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