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曾思儒案3

判決查到了，在這裡。選「最高法院」，然後打進名字就行。

確實有意思。判決都無聊得很啦，最高法院（三審）的判決尤其如此，因為它是法律審。一、二審是「事實審」，問的是「被告做了什麼？有什麼證據？」三審問的則是：前次審判程序有沒有問題？起訴法條對不對？判決理由完備嗎？等等純法律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對照著看，可以看出司法記者對法律的了解到什麼程度、他看重什麼。五次發回，我逐一簡述。

第一次發回：
a.曾思儒的殺人犯意何時產生？
b.沒有提示證物，違反正當程序。

第二次發回：
a.主文寫錯了。因為二審與一審雖均判有罪，但認定事實卻有差別，所以應該撤銷一審判決自為裁判。
b.曾思儒製造自焚的假象，沒有事實根據，是臆測。

第三次發回：
a.被害人何時死亡，原判決說法不一。
b.第一次發回的原因仍然在：原判決對曾思儒殺人犯意的推論草率。

第四次發回：
a.兩份筆錄沒有提示。
b.曾思儒所盜取財物漏列「身份證、提款卡」兩項。

第五次發回：
a.原判決沒有說明加重竊盜未遂罪為什麼不用論罪。
b.電磁爐沒有提示。

最高法院發回的標準寫法就是：二審判死刑，雖然不是沒有道理（行話叫做：「固非無見」），但是！接下來就開始說那判決錯在哪裡。

五次發回，一直在追問「殺人犯意何時產生」的問題。案情是這樣的。曾思儒以前是金山高中老師，租屋而住，後來換學校，他就搬走了。但鑰匙沒還。這一天，他想進去偷。那地方住的都是他以前在金山高中的同事。所以他先在外面看，沒燈光。打電話，沒人接。他跑進去想偷，但心裡猶豫，又跑出來打電話給女朋友。他想了四十分鐘，還是決定回去偷。

曾思儒進去後沒多久，女老師就回來了，曾思儒躲進一個男同事的房間裡。後來女老師經過房門口，不知何故停頓了一下，曾思儒心慌認為她看見他了，便竄出來蒙住她的嘴，女老師咬他的手，兩人跌倒在地。曾思儒隨手用地上的啞鈴重擊女老師的頭，女老師便求他放過她，並主動告知財物放在哪裡。

曾思儒用膠帶把女老師綁住，搶了錢、電腦、手機，就坐在客廳，想了三十分鐘，聽見女老師翻動掙扎的聲音。他覺得女老師應該有看見他，決定殺人滅口。

他去廚房拿水果刀殺她，水果刀斷了。他用鐵鍋打她，鍋子凹了。他再用電磁爐打她。最後他把一堆衣服、椅子、電視機通通堆在女老師身上，把廚房的瓦斯桶搬進來打開瓦斯，把門窗關好，就逃走了。

高院始終認為，曾思儒在一開始拿啞鈴打女老師的時候就有殺人故意了，所以判他強盜而故意殺人。可是最高法院認為高院的解釋不通，因為如果他一開始就有殺人故意，那還坐在客廳想三十分鐘幹嘛？

於是高院便想辦法解釋這件事。法醫說女老師的死因是遭鈍器敲擊，所以高院就說，她是被啞鈴打死的。但是同一份判決另一個地方卻又說，她是被啞鈴加上電磁爐一起打死的。同一份判決，對於死因與死亡時間的說法不一，那還行？遂又發回。

這就是記者所說的「雞蛋裡挑骨頭」。就上面敘述的案情，他應該是本來想偷（竊盜犯意），後來變搶（強盜犯意）；搶完以後，他想了三十分鐘，才決定殺人（殺人犯意）。 也就是說，強盜行為完成了以後，他才犯下殺人罪。時間上沒有密接，犯意也不同，這時強盜罪與殺人罪應該個別論罪，不能用「強盜而故意殺人」。何時有殺人故意，關係到用什麼罪名、哪一條法律來判刑，這是關鍵性的問題。

最高法院發回判決的時候，是不會把底牌掀出來的。他只會說「你判得不對」，不會說「你應該怎麼判」。就像老師改考卷的時候只會說你錯了，正確答案呢，可得你自己去參。所以最高法院始終沒有說出「應該個別論罪」這句話，只是我猜他是這樣認為的。同樣的，最高法院也沒有說「判無期徒刑就好，不要判死刑」這句話，但記者是這樣猜的。

法律是很細節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沒差，殺人償命嘛。這個罪可以判死刑，那個罪也可以判死刑；那隨便挑一個吧。但是犯罪有各種不同的情狀，所以才有相似而又不同的各種罪。我看蘇案的法院判決或律師訴狀，也是同樣斤斤計較的。案子要打贏都是贏在微不足道的細節裡。法庭裡真正在纏鬥的東西，是檢辯雙方的法律技術。

五次發回裡另一個重點是程序的違誤。例如有三次的發回是因為沒有提示證據。第一次發回是只有提示證據清單，最高法院說不行，要看實物；第四次發回，有兩份筆錄忘記提示；第五次發回，電磁爐又忘記提示了。

在法庭上提示證據是很浪費時間的，像蘇案那麼多年下來，提示證據大概要提示兩整天。但是法律規定要這樣，就是要這樣。目的是保障被告詰問與對質的權利。記者提到身份證與提款卡的問題，並不是最高法院特別關注這兩樣，而是高等法院的判決裡漏列了這兩項強盜所得物品。

我覺得有意思的是，記者似乎全不在意程序的疏失，他在報導裡完全不提「沒有提示證據」，且三度凸槌之事。如果不提示證據，審判也可過關，那規定豈不形同具文？以後誰還要提示證據？如同我在書裡寫的，如果非法搜索所得也可以拿來當證據，那以後誰還要申請搜索票合法搜索？

反過來說，提示證據不就是基本動作嗎，有那麼難啊？高院老是「抓龜走鱉」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會幻想，發回更審應該是很戲劇性的，不是都說「大逆轉」嗎，那應該是像「忽然發現一枚指紋」這一類的事。但完全不對，三審根本不進行證據調查，哪裡會發現新證據？三審不開庭也不言辭辯論，他只看卷子不看人。最高法院就是用來在法律的細節上面把關的，倘若我們嫌棄他太細節，那就把最高法院廢了吧。

我感到訝異的倒是，五份發回判決都是同一庭判的。最高法院一庭有五位法官，只有第五次判決時，五位法官裡換掉了兩位。最高法院不抽籤分案的？地院與高院的慣例都不如此，到底是這個案子受到特殊對待，還是最高法院慣例如此？如果是特例，為什麼？如果是慣例，那這樣子目的何在，這樣有比較好嗎？蘇案上訴到最高法院時，那一庭的審判長因為以前在高院審過蘇案，所以為避免預斷，特地迴避。為何這案子卻都給同一庭？這才是司法記者該追問而未追問的問題。法律很細節，新聞又何嘗不是。

另外一個細節是，第一次發回更審時曾思儒還有律師，後來就沒有了，變成公設辯護人了。沒錢了？放棄了？絕望了？

再重新看一次聯合報的報導，又看出一個錯來。他說：「曾思儒昨天第七次被判死刑，前六次判決都被最高法院撤銷。」但其實應該是五次被撤銷。他的標題也說「五度發回更審」，哪來六次撤銷？可能他也用同樣的判決查詢系統，看見有六個判決，就以為是六次，其實裡面有一次只是裁定延長羈押而已。

雞蛋裡真挑出了骨頭，我們該怪那去挑的人多事嗎？雞蛋裡本來就不應該有骨頭的啊！我們何不問，雞蛋裡長骨頭，孰令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