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戲牆》新版後記：終將與自己相逢

在鄭鴻生追憶七○年代左翼學運的作品《青春之歌》裡，錢永祥回顧了當年學運青年的困惑。他們在兩者之間擺盪，一邊是勇敢奮進的，戰士型的唐吉訶德，一邊是懷疑深思的，學者型的哈姆雷特。於是錢永祥問道：如果哈姆雷特想當唐吉訶德呢？

我想那不是「如果」，而是「當然」。作為一個哈姆雷特，只要你的思索是誠懇的，關懷是真心的，你不可能沒有一點點唐吉訶德。總是會有那麼一個點，令哈姆雷特再也坐不住，終於投筆從戎，飛蛾撲火。

那個點，通常就叫做：青春。

《姊妹戲牆》寫於我的（毫無疑問的）青春時期。那是我對異性戀霸權下的戰帖，行文除了哈姆雷特式的舉證分析，亦偶見唐吉訶德式的氣急敗壞。十多年後展卷再讀，對於少作，難免沈吟斟酌；但是誰能責難青春的莽撞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四篇更早的文章一併收錄，作為台灣本土同志論述的歷史見證。

〈姊妹情誼與異性戀機制〉寫於一九九一年，我在讀大三。這是我對同志議題的思考起點，從女性主義入手；那時的理論滋養，大致來自讀書小組「歪角度」。一九九七年我將美國學者柯采新的四篇論文編輯成《同女出走》，並寫序言〈尋找一種很女同性戀的東西〉，交代了我的思索路徑，我的同志觀點至此亦大致成形。這兩篇文章是《姊妹戲牆》的前傳。

〈Like a Lesbian〉寫於一九九五，我在那裡提出了一個非常古怪的主張，就是異性戀者應該拒絕表明身份，親身分享同性戀歧視。那時候同志現身的空間不大，所以連這麼迂迴的策略，也似乎值得考慮。沒想到這上個世紀的想法，在施明德要求蔡英文表明性傾向的新聞風潮裡，竟然十分切題，這是時代幽了我們一默。〈看不見的同志〉則是應一九九八婦女國是會議之邀而寫，十幾年後，民法的魔術仍在，而同志運動已經躍躍欲試，準備挑戰民法相關規定；重刊此文，略表聲援之意。

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青春孕育了希望，還是希望滋養了青春。如同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亞里斯多德說，一隻雞的概念就蘊藏在一個蛋裡面，關於青春與希望，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麼多。

哈姆雷特坐不住，一個兩個十個百個，他們的希望匯聚起來，變成曠野裡的吶喊。他想要的東西，他是那麼無可選擇的，必須去追求。所謂青春，不過如此。

除了收錄「前google時期」的文章、補綴失落的歷史以外，新版《姊妹戲牆》也增補了一些新的社會事件，讓這本書兼有時代變遷的軌跡。十幾年前我對異性戀霸權的看法，今日觀之仍然大致切合情勢，例如《犀利人妻》不脫女女競爭的父權模式，晶晶書庫案暴露一向以來的性歧視與雙重標準；或者銀行的「單身條款」雖走入歷史，但單身歧視卻在其他社福政策裡借屍還魂。讀者甚且可以在新事件與舊事件之間找到工整的對照，例如施明德要求蔡英文公布性傾向一事，非常神似台大暴力點名事件；屏東車城女學生相偕自殺，也令我們想起北一女資優學生相偕自殺的憾事。我不敢竊喜自己的分析有何神算，只遺憾社會是不是進步得太慢。

不過也犯不著太悲觀。這一次施明德話聲未落，天下圍攻；維護蔡英文的聲音來自藍營、來自綠營、也來自不直接涉入黨派政治的社運團體或評論者。無論哪一種聲音，都為蔡英文的性身分保留了一個起碼的空間，沒有人說「她才不是呢，不要亂猜！」蔡英文也守住了起碼的底線，沒有急於撇清。

世界從來是這樣參差的改變。進進退退的，呈現鋸齒狀。沒有一將功成這回事。

我喜歡一則數學謎題。說一個和尚住在山下的破廟裡，有一天想去朝山。他清晨出發，在僅容一人的狹窄山徑上，一步一步，走走停停。黃昏時，剛好爬到山頂，鹹鴨蛋似的紅日當著他的面沈落。山頂也有座廟，和尚就在那座廟裡借住兩日。然後又是一個清晨，他拎起簡單的包袱下山去，同一條山徑，同樣在黃昏回到山下的破廟。請證明和尚在上山與下山時，必然曾在同一時間，經過同一個點。

難處是和尚爬山並非等速前進，而是忽快忽慢。假設這同一個點，是途中的一個涼亭，他上山時正逢中午，在這裡休息吃點乾糧，但何以見得他下山時也會恰好在中午經過呢？假設這同一時間是下午三點，上山時他正踩過一株小草，但又何以見得他下山時也將準時疊上這個足跡？

正牌的數學家可以用複雜的作圖證明這個答案。然而我們也可以簡潔而美麗的，把題目想成是兩個和尚、同一天出發，就行了。雖然說不準何時何地，但是只要都是清晨出發、黃昏抵達，他們在這條山徑上必然打過照面。

這一年因為死刑議題四出演講，不時遇到聽眾過來打招呼，說他們本來讀我寫性別的東西，一路追蹤著，就順便也關注了司法人權的議題。我低頭在《殺戮的艱難》書頁上簽名，簽完了卻冒出一本《姊妹戲牆》或《愛的自由式》。總有遇見故人的驚喜，好像可以問一句，「寒梅著花未？」我把力氣花在別的運動上了，看到性別運動仍然生猛地存在，一方面深慶得人，另一方面也有點前世今生的恍惚。

如今我的行囊中，青春存量可疑，希望仍然飽滿。我看到同志運動在反歧視的記者會上，射出一只輕盈的紙飛機，象徵反抗歧視的勇氣；我和照片裡的同志朋友一樣笑了，並且感到快樂。那是一個有幽默感的對抗，一個調皮的反擊。

青春的憤怒和緩了。樸素的紙飛機輕盈地滑翔，我在想，也許「哈姆雷特還是唐吉訶德？」的抉擇，已經不是問題。

或許人生的故事就是這樣的？當清晨和尚從山頂啟程回家的時候，許久以前的那個他，也剛好從山腳出發。意氣風發的唐吉訶德正要上山，歷盡滄桑的哈姆雷特準備回家。天色一點一點的亮起，一條山徑的兩端，兩個踽踽獨行的身影，在荒山裡都以為自己享有一整座山的寂寞，卻不知道，他們正向彼此慢慢靠近。

某時某刻，在山徑上的某處，我們終將與自己相逢。

《姊妹戲牆》推薦序

最美的時光／胡淑雯

十三年前的舊作重出，讀起來依舊歷歷在目，令人動容。

身為台灣土產的女性主義理論大將，張娟芬書寫這本「女同志運動史」的年紀，只不過二十八歲。

在這怪咖當道，妖氣淋漓，女生比帥，男生比媚的時代，書中強烈的戰鬥氣息， 似乎已經是old school了。在資訊高速運轉代謝的焦慮底下，我們輕易便遺忘了：

1992年，潘美辰被台視以「陷阱剪接」移花接木「強迫出櫃」。1994年，兩個北一女生相擁自殺，遺書「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我們」。1995台大學生會選舉，幾位「疑似同性戀」的候選人遭到暴力點名，導致其中一人割腕自殺（蔡英文事件算是它的翻版）。1997常德街事件，四十幾名流連街頭的「同志嫌疑犯」，被逮進警局拍照羞辱。

「愛情太短，遺忘太長」，短短十年就足以將記憶睡成廢墟。幸而還有這本書，把記憶自廢墟中搶救回來。

更別說（在本書初版後的）2000年，十六歲的嘻嘻男孩葉永鋕橫死於校內廁所（同學們可以因為，僅僅因為他走路的樣子而憎恨他）；2003年，晶晶書庫被查扣色情書刊（喔，原來同性戀如此純潔無染，只有異性戀才需要A書）。就在去年，2010年底，屏東兩個高職女生相偕於民宿燒炭身亡，遺書「我們倆是真心相愛…」。今年初，跨性別的周逸人（再也無法忍受自欺欺人）改穿女裝上班上女廁，遭到馬偕醫院解雇。就在我書寫這篇文章的此刻，「台灣真愛聯盟」大舉集結，聯合政治力量，要求同志性教育全面退出中小學。

這本書讓我憶起十三年前，與幾個好朋友淡出著離開了運動的圈子。我們受到嚴重的運動傷害，但是，基於對戰友的道義，我們選擇沉默，不願公開評論那些誤解並傷害我們的人。至今我依舊記得自己頭昏心悸，強忍委屈與憤怒，與戰友絕交的心情。我記得自己離開的那一刻，整張臉腫脹膨大起來，因為過敏於決裂的痛苦而起了嚴重的皮膚炎。

歷經運動傷害的我血都冷了，於今，重讀娟芬這本書，我的血輕輕滾燙地溫熱起來，皮膚起了疹子，再次犯了過敏，過敏於那段年輕可愛的記憶，那全心全意熱愛著一份理想的歲月。

正如娟芬在書中寫下的：潘美辰事件也許是張雅琴想忘記的（身為事件的主謀），也許是璩美鳳想忘記的（身為執行的記者），說不定潘美辰也恨不得大家都忘記。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忘記。

感謝這本書。感謝那曾經令我受傷的同志們：當年我呆得像一顆木瓜，是妳們慷慨帶領我長大，雖然我們不再相聚不再說話，但是我永遠感激妳們曾經給過我的，最美的時光──寫著這段話的時候我眼眶泛淚，一點不假。

《愛的自由式》推薦序

／張秉瑩

不久前與朋友午後閒聊，我隨口問了一位婆朋友：「那妳是什麼時候看過《愛的自由式》的？」這一問不得了，婆朋友用幾近於誇獎自家踢貼心的語氣興奮地回答：「就我們密集交往的關鍵一週啊！那時有次晚餐，他飯吃到一半，忽然說『你等一會，我出去一下馬上回來。』一回來，手上多了個紙袋。我打開一看，就是《愛的自由式》！多浪漫啊～我從來沒有在約會時收到禮物是書耶，而且居然是本女同志故事書！我當下就好感動～要是他跟別人一樣送花送什麼的，那我大概...哼哼......」一旁的踢朋友像慶幸自己出對招般，一邊點頭一邊喃喃自語：「對啊，《愛的自由式》對拉拉們真是太重要了......」

2001年《愛的自由式》初版。這本承載著作者張娟芬對女同志細膩關愛的書，讓我不論是在現實生活的聚會討論，或者是虛擬社群的隨性聊天裡，都見識到了一本好書如何與讀者的生命產生「Ｔ與婆如同麻花似的纏繞著彼此」般的魔力。有的人把《愛的自由式》當作認同教材：「對嘛！這段說得多好！我就說我是個婆啊～」，也有人把它當作武功秘笈：「你記得第X頁那個故事嗎？那招真是太厲害了！下次戀愛絕對可以採用！」。有因為見到朋友的書架上的《愛的自由式》而終於鼓起勇氣開口「相認」的同志，也有為了希望父母多了解同志而故意在書桌上擺了本《愛的自由式》的拉拉。有被《愛的自由式》相關活動而牽成千里姻緣的不分，也有藉口討論《愛的自由式》內容而讓自己愛情加溫的Ｔ婆。情到深處，創意自然來。藉由《愛的自由式》，女同志超越了只能或只敢一個人躲在棉被裡偷偷看書的階段，我們有了互相交換情感、生命經驗的觸媒、禮物、甚至於定情物。

所以，即使時光飛逝，《愛的自由式》卻還是歷久不衰。十年後把它翻出再細讀一遍，裡面的故事依然生鮮到讓人好想幫周遭的朋友們對號入座：「嘻，這真像XXX會講的話。」「嘖嘖，我來問問YYY現在是不是還這樣想。」「哈，那個ZZZ一天到晚說的不就是這個嗎，下次叫他好好把這段分析再讀一下～」就算Ｔ婆不分的風格已經變了一輪又一輪，就算現在讀來跟十年前的感受不盡相同，就算附錄裡的同志團體與網站列表已經需要全部更新，但好聽的故事，就還是好好聽哦！

也許你現在最想看的是《育嬰指南》而不是《女朋友》，也許你關心房貸甚於同志政策，也許你為了跟十年前不同的議題上街頭。沒關係，找個想閒磕牙的休假日，泡杯好咖啡，打開這本新版的《愛的自由式》，回味過去、想想未來。人生原地踏步並不太妙，只要莫忘初衷就好。再版是個審視過去也是個重新出發的契機，對作者、受訪者、讀者、評論者，都是如此吧。莫忘初衷，展望未來。

《姊妹戲牆》和《愛的自由式》重出江湖

《姊妹戲牆》和《愛的自由式》，最近要重出了，大約六月中旬上市。博客來的報導已經搶先刊出。有新版的序、新版後記、新的封面、內文增補……。敬請期待！^^

《茱麗葉》隨想

1 有人半途離席。可惜。他應該晚點再進來。

2 三段式影片老是只有一段好看，《惡女列傳》殷鑑已遠。

3 陳玉勳小試身手，寶刀未老。大雨過後腳踏車鍊輕輕滴下水來，是我最愛的一景。

4 電影裡的廣告片導演看了眼熟，想很久，想起來，像徐永明，哈哈。年輕時候。

5 「還有一個茱麗葉」這一段不就是It Gets Better嗎？

6 連「歐A」這個名字也要玩。但是玩得挺可愛。微言大義沒有。可是也不能說沒有，如果當作It Gets Better來看那就是微言大義了。

7 到了片尾才看到第二段是沈可尚，大慟。他不只這樣吧。Something wrong.

少數人的尊嚴，所有人的正義

【前言】自從用臉書以後，那裡分享、轉貼都更容易，這邊就荒廢多了。不過這篇一定要在這裡重貼一下，因為中國時報莫名其妙的把第一段與第二段顛倒了。這裡貼的才是正確的版本。

農曆年前，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到總統府陳情，不僅被要求從側門進出，還受到總統府參事的傲慢對待。經過幾次串連抗議，陳情現場的影像也在網路上流傳，總統府日前終於將這位參事調職。權益受損的、尊嚴受辱的，是原住民，好像只是少數人的事？青平台主辦的「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系列」，第一場就請到參與其事的原住民運動者馬躍比吼，他長年以紀錄片為武器來推動原運，莫拉克風災之後，馬躍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受創的原民部落蹲點深耕。

一如其他弱勢族群，馬躍的原住民觀點是一個犀利的視角，能夠提供整個社會嶄新的視野，而許多洞見更是唯有貼近原住民的生活才可能產生。例如莫拉克風災以後，慈濟蓋了「大愛村」讓受災戶有個地方可以住。立意甚佳，但是「高調行善」的結果是政客、團體爭相前往參觀，人潮絡繹不絕，災民不得安寧。馬躍拍了一個《ㄞˋ的小短片》，輕快又幽默，片尾感謝大家的幫忙，「但是這裡不是動物園／也不是博物館／愛我／就請不要再來參觀我」。

這個短片去年八月問世，並沒有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但不久後，陳光標來了。外來者「高調行善」刺傷了台灣人的自尊心，輿論反彈聲浪四起；馬躍說：「我感謝陳光標來到這個島上，他讓漢人終於了解，尊嚴很重要！」

塞內加爾小說家阿密娜達．索．法勒最近在台灣出了一本小說，叫做《乞丐的罷工》。她描述這個位於西非的城市達卡，街上乞丐成群，惹人嫌惡，市政府決定整頓市容，大力驅趕。乞丐們忍耐又忍耐，終於決定集體罷工，不當乞丐了！有權有勢的政客來到昔日乞丐聚集的廣場，發現空無一人，悵然若失：沒了乞丐，他還怎麼行善呢？

《乞丐的罷工》極諷刺的點出：是慈善家需要乞丐，而不是乞丐需要慈善家。陳光標受到反彈以後顯得落寞，便是一個註腳。與高調行善的慈濟與陳光標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德國對於貧苦學童營養午餐的補助策略：雖然國家出錢付他們的餐費，但是政府細心的維持受補貼學童的匿名，沒人知道班上誰是接受補助的。這一點點尊重，保住了少數學童的尊嚴，也成就了一個真正重視分配正義的社會。

台灣的原住民、賽內加爾的乞丐、德國的窮學童，這些都是「少數人」。但少數人的尊嚴，攸關所有人的正義。我聽完馬躍演講，百感交集回家來，上網赫然發現，中央社竟然刻意不發佈旗下駐上海記者所寫的關於茉莉花革命的新聞，彷彿配合中國政策緊縮言論尺度。馬躍的結語驀然襲上心頭，他是這樣說的：「反正這個島上就是有很多來來去去的、不同的統治者，每個都要給我們一個名字。我們以前有日本名字，後來有漢人名字，現在要改成原住民的名字。但你們也不用高興得太久。有一天我們都要學習，我們變成少數的時候，要怎麼樣保持自己的文化與尊嚴。」

冤案的共犯結構

埋冤十數年之後，江國慶案終於得到平反。見微知著，從江國慶案適足以檢討冤案發生的原因，與深層的共犯結構。

江國慶案、蘇建和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盧正案……這些冤案長得都很像，因為這些冤案是有標準處理程序（SOP）的。第一，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案子，社會大眾群情激憤。第二，警方或軍方宣佈破案，檢方偵查「大」公開。雖然法律說偵查不公開，但是實際上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哪個案子不是偵查「大」公開？第三，媒體基於對犯罪的痛恨，以及對被害人的同情，大肆報導警方與檢方透露的消息，對被告有罪推定。這個時候，案件還沒進入審判程序，相關物證還不齊全，證人也未經交互詰問，真相未明；可是媒體的報導總是那麼確定無疑。在電視畫面上，被告戴著安全帽，低頭站在證物面前，面對鎂光燈顯得畏縮而害怕，看起來果然有罪，不是他是誰！第四，受冤被告的家屬向人權團體求助，但這聲援只有兩種下場：其一是被忽略不理，其二是連帶被打成壞人的幫凶、同路人。第五，多年過去了，激情平息了，真相大白。但是來不及了，被告要不是成為一抔黃土，像江國慶、盧正，就是青春已經葬送了大半，像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第六，輿論譴責一下造成誤判的相關人士。第七，下一個重大案件發生了，媒體又基於對犯罪的痛恨與對被害人的同情，對下一個被告有罪推定，重覆這個無間輪迴。

所有的冤案在事後看起來都是那麼的荒謬：自白顛三倒四，與事證不符；放著現場的證據不看，憑被告的自白定罪；被告當庭翻供，表示自白是被刑求的，但被認定為「飾詞狡辯」「毫無悔意」。事後之明都很容易。然而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輿論烘托的氣氛裡，人人皆曰可殺，再大的荒謬都看不見；法庭的行為已經不是發現真實，而是平息民怨。如輔大法律系副教授吳豪人所說，「『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給社會一個交代』才是。」

當媒體不斷對被告有罪推定，當社會大眾不明就裡地呼求重判、嚴懲，當法院缺乏違逆民意、獨立審判的擔當，冤案的隊伍就永遠不會淨空，舊的去了、新的又來。這些都是製造冤案的共犯結構，關鍵仍在缺乏無罪推定的精神。君不見昨日檢方對許姓嫌犯的偵訊又已經偵查「大」公開，而媒體又已經認定許姓嫌犯有罪？國外有立法規定媒體報導未確定的犯罪案件時，應該加註警語：「此人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此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總有人說：應該要有死刑，只要不要誤判就好了。然而只要有審判，就一定有誤判，就像只要有實驗，就會有誤差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漫無止境地全面否定司法體系，而是要提醒，再怎麼改革司法，還是有犯錯的可能。徒刑也有可能會誤判，但是死刑的誤判，對人民權益的危害，遠大於徒刑的誤判。好比一個雇主可以選購風險較小的甲機器，它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手指；也可選購風險較大的乙機器，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頭。這位雇主豈可說：反正夾斷手指的風險我們都可以容忍了，何妨用那個會夾斷頭的？

去年監察院提出糾正案時，作家袁瓊瓊說：「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死刑，那麼江國慶這時候就可以回家了。」然而，因為有死刑，江國慶已歿，江爸爸也在辛勤奔走多年後，於去年過世。這即將來臨的兔年，只剩下不良於行的江媽媽單獨一人了。

浮濫求處死刑，給社會什麼交代？

「我要再說一次我這樣講不是針對你個人，不過我覺得你一直以來都是執法人員，在地方上又是大權在握，所以你覺得自己凌駕在法律之上。你想做的事情都是對的，不管法律允不允許。帕克先生，我再跟你說一次，國家把執法的公權力給你，你卻漠視法律。這是很嚴重的過失。」這是一位美國法官對一位警探說的話。這位警探名叫帕克，素有「美國的福爾摩斯」美譽，沒想到因為急於偵破當時最受矚目的「林白綁架案」，竟然綁架了他心目中的嫌疑犯。

輿論壓力向來是執法人員違反法律的一個重要誘因，帕克並不是唯一一個想要「替天行道」的執法者。連勝文槍擊案的嫌犯林正偉被求處死刑，就是執法者在鎂光燈照耀下自以為義的一個例證。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六項說，如果不是最嚴重的犯罪，不得科處死刑；原文是the most serious crimes。法務部提供的官方翻譯，竟將the most略去，逕譯為「情節重大犯罪」。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多數民意的體現，卻被法務部用這種不及格的英文翻譯給扭曲了。嘉義地院黃明展法官曾經在《司法週刊》為文指出，兩公約是以施行法的方式引進成為國內法，故對於公約的解釋應以原文為準而非譯文。

據此，將林正偉求處死刑是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他被指控的是殺人未遂與不確定故意的殺人罪，情節重大但不是「最嚴重」；更不要說將「流彈殺死民眾」一事論以殺人罪，已經是硬拗了。

檢方表示，對林正偉求處死刑的原因是他說：「如果還有下次，我不會採取這種做法。」檢方竟然將這句話的後半略去，解讀為：「犯此案已經太過驚世駭俗，竟然還想到『下一次』」！？《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要求檢察官「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卻反其道而行，想方設法加重其罪，把對被告「有利」的拗成「不利」。

檢察總長黃世銘表示，求處死刑的原因是為了嚇阻未來選舉再發生類似情事。但「殺一儆百」、「殺雞儆猴」可以作為量刑基礎嗎？台北大學法律系吳景芳教授曾指出，這種思維是刑罰學上所謂「一般預防」，早已被德國學界與實務界揚棄，因為個別被告應為他自己的犯行付出相應的代價，國家卻不應將他當作嚇阻他人犯罪的工具。在個案上強調「一般預防」，終將導致量刑失衡。

林正偉犯下重案並導致無辜的死傷，並不值得同情；但是執法者如此藐視法律，卻令人感到痛心。總有人認為，還是把死刑留著當作尚方寶劍吧，那樣當我們遇上了大壞人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懲治他了！但連勝文槍擊案顯示的是，只要有死刑，國家機器就會躍躍欲試地想辦法擴大適用，以顯官威。死刑不是慎重或莊嚴的正義宣示；那是理想。現實是：死刑是國家用最廉價與偷懶的方式——相較於真正改善治安、提高檢警辦案能力、或者建立被害人保護制度——來「給社會一個交代」。

用《殺戮的艱難》尋找公民

兩天前在誠品信義店，出書後的第七場演講，鐵志拔刀相助。雖然他的書叫做《時代的噪音》，但他放的音樂可都蠻好聽。

誠品場有趣之處在於聽眾比較多樣。有看起來未滿二十歲的朋友，也有上看六、七十歲的讀友。這是半開放空間，椅子早早就被坐滿了，逛書店路過的人，散散站在四週。

會後大家一致覺得：現場提問的水準超好！我深深感動。重要的問題，被深思的讀者，以平和的方式提出來，讓大家都想一想。有一位讀者說：「我的書架上有兩本書，一本是《殺戮的艱難》，一本是《與絕望奮鬥》……」我聽了眼睛都亮起來。針對一個爭議性的話題，願意去接觸各方的不同觀點，這真是我夢寐以求的讀者啊。

鐵志在會中說到，我們只會當選民，卻還沒有學會好好當公民。正因如此，《殺戮的艱難》的演講場合，每每令我受到激勵。曾經在散會後，我看到原本不認識的讀友，開始攀談、討論起死刑來。真好。當我們變成公民，開始獨立思考、理性辯論，那就連荊棘也要開花。

今年廢死聯盟開始出版電子報了。可以在網站上讀，但當然更好的是直接訂閱，就不用一直跑去看囉。

《殺戮的艱難》獲得開卷十大好書

《殺戮的艱難》再版了，並且，也得獎了。再版的封面，開出一朵小花，安安靜靜的。得獎的理由，由兩位評審分別指出，登在12/26的中國時報。

推薦理由：本書其實是關於一個簡單卻沈重的提問：「國家機器能不能不殺人？」有關死刑存廢的爭辯，不會因為2010年結束而終止，相信有了《殺戮的艱難》，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思考才正要開始。（陳儒修）

評審意見：本土作家張娟芬探討死刑存廢爭議的《殺戮的艱難》，以及美國古巴裔的人類學家露思．貝哈探討種族、性別、婚姻與家庭的《傷心人類學》，是2010年傑出的「反思性出版」代表。以《殺戮的艱難》為例，作者並不一股腦地採取某一既定立場，進行強力的論辯或遊說，而是從「反對廢除死刑」的常民思維出發，細膩地辯證，並也對己身信仰的價值多所質疑。在2010年幾近空轉無交集的「廢死論戰」中，這本書是極少數能帶來新貢獻的作品。——節錄自詹偉雄，〈時代的況味〉，十大好書非文學類評選側記

我們會安靜的繼續努力。一月有三場演講，歡迎大家來分享讀後心得！

2011/01/05 (三) 19:30-21:00@布拉格書店（台北市泰順街60巷9號B1，進入一樓咖啡館右轉下樓）

2011/01/19 (三) 19:30-21:00@誠品信義店（「死刑與他的歌唱」：殺戮的艱難 x 時代的噪音，張娟芬與張鐵志對談）（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3樓 Mini Forum ）

2011/01/23 (日) 14:00-16:00@有河Book（台北縣淡水鎮中正路5巷26號2樓，出捷運站沿河岸走約5分鐘，請注意2樓的招牌。限座20名，預約報名專線 : 02-2625-2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