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濫求處死刑，給社會什麼交代？

「我要再說一次我這樣講不是針對你個人，不過我覺得你一直以來都是執法人員，在地方上又是大權在握，所以你覺得自己凌駕在法律之上。你想做的事情都是對的，不管法律允不允許。帕克先生，我再跟你說一次，國家把執法的公權力給你，你卻漠視法律。這是很嚴重的過失。」這是一位美國法官對一位警探說的話。這位警探名叫帕克，素有「美國的福爾摩斯」美譽，沒想到因為急於偵破當時最受矚目的「林白綁架案」，竟然綁架了他心目中的嫌疑犯。

輿論壓力向來是執法人員違反法律的一個重要誘因，帕克並不是唯一一個想要「替天行道」的執法者。連勝文槍擊案的嫌犯林正偉被求處死刑，就是執法者在鎂光燈照耀下自以為義的一個例證。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六項說，如果不是最嚴重的犯罪，不得科處死刑；原文是the most serious crimes。法務部提供的官方翻譯，竟將the most略去，逕譯為「情節重大犯罪」。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多數民意的體現，卻被法務部用這種不及格的英文翻譯給扭曲了。嘉義地院黃明展法官曾經在《司法週刊》為文指出，兩公約是以施行法的方式引進成為國內法，故對於公約的解釋應以原文為準而非譯文。

據此，將林正偉求處死刑是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他被指控的是殺人未遂與不確定故意的殺人罪，情節重大但不是「最嚴重」；更不要說將「流彈殺死民眾」一事論以殺人罪，已經是硬拗了。

檢方表示，對林正偉求處死刑的原因是他說：「如果還有下次，我不會採取這種做法。」檢方竟然將這句話的後半略去，解讀為：「犯此案已經太過驚世駭俗，竟然還想到『下一次』」！？《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要求檢察官「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卻反其道而行，想方設法加重其罪，把對被告「有利」的拗成「不利」。

檢察總長黃世銘表示，求處死刑的原因是為了嚇阻未來選舉再發生類似情事。但「殺一儆百」、「殺雞儆猴」可以作為量刑基礎嗎？台北大學法律系吳景芳教授曾指出，這種思維是刑罰學上所謂「一般預防」，早已被德國學界與實務界揚棄，因為個別被告應為他自己的犯行付出相應的代價，國家卻不應將他當作嚇阻他人犯罪的工具。在個案上強調「一般預防」，終將導致量刑失衡。

林正偉犯下重案並導致無辜的死傷，並不值得同情；但是執法者如此藐視法律，卻令人感到痛心。總有人認為，還是把死刑留著當作尚方寶劍吧，那樣當我們遇上了大壞人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懲治他了！但連勝文槍擊案顯示的是，只要有死刑，國家機器就會躍躍欲試地想辦法擴大適用，以顯官威。死刑不是慎重或莊嚴的正義宣示；那是理想。現實是：死刑是國家用最廉價與偷懶的方式——相較於真正改善治安、提高檢警辦案能力、或者建立被害人保護制度——來「給社會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