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保護與死刑爭議

（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

死刑雖由來已久，但關於死刑的討論，從未如此激情、激昂、激動。先有立委激情質詢，後有媒體的激昂報導，加上被害人家屬的激動控訴，終於導致法務部長去職。如今遺缺高懸，可以代登「事求人」廣告一則：「中華民國行政院誠徵法務部長一名。任用資格：不願意簽署死刑令者免。」

這一波爭論原先還有法律與公共意涵。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只在某些情況裡可以加以限制，但是死刑是「剝奪」生命權，是否抵觸國家根本大法？這是死刑的憲法爭議。司法系統三審定讞的案子，程序上卻要求行政系統的法務部長必須閱卷、確定沒有疑義以後簽字執行，是否在制度設計上刻意以行政權制衡司法權，以求慎重？這是死刑的政治體制爭議。一個有疑義的法律該不該執行？惡法亦法乎？這是死刑的哲學爭議。如果一個死刑犯可望改判無期徒刑，可不可以趁著還沒改判的時候，趕快執行死刑？這是死刑的倫理爭議。

這些爭議或涉及法政專業，或涉及價值選擇，都是需要深入辯論的。然而這一波死刑爭議很快就從這個高度上直線墜落，一夜之間，全部的事情都個人化了：被害人家屬是走不出「個人的」傷痛所以才跑出來反對廢除死刑；王清峰是基於「個人的」理念所以才主張廢除死刑。死刑犯呢，更不用說，是惡性重大的個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

只有回到一個公共議題的高度，才能夠讓社會不同的價值觀進行對話，也讓死刑存廢的討論本身，成為一場全民的法治教育。個人化的論爭可以休矣；重要的是從社會結構與制度的層面來改變。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對於被害人家屬唯一的支持，就是把死刑當作禮物送給他，然後當被害人家屬言論過激時，耐心地加以包容，不予批評。但這對於被害者及家屬的實質權益並無助益。

被害人保護包括經濟扶助、精神創傷的撫慰與面對訴訟程序所需的扶助。就國內現行法律而言，只有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給付的賠償金，但有排除條款，而且是一次性給付而非年金制，對於失去工作能力的受害人幫助不大。精神創傷的撫慰僅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志工協助轉介，然專業性不足。訴訟上更缺乏必要的保護機制，導致被害人必須承受與加害人同時出庭的壓力，或者一次又一次在庭訊中反覆經歷創傷與恐懼。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被害人保護是一個正義社會必須具備的制度，但在一個有死刑的社會裡，社會大眾很少想到要照顧被害人及其家屬。用死刑去照顧他們就好了。總是在死刑存廢的討論中，被害人家屬才被推到第一線當作支持死刑的理由，而他們所爭取的，仍然不是上述的實質扶助。其實被害人保護與廢除死刑並不相斥；廢除死刑反而常常是被害人保護制度能夠建立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