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嘛要一百個？

台灣司法改革路上指標性的案子「蘇建和案」，又要宣判了。如果以該案發生的1991年為「 蘇案元年」，按這個紀元來算，今年是蘇案二十年了。

許多人聽過蘇建和案，但是對這個纏訟經年的案子只留下一個模糊的疑問：「為什麼那麼多法官都判有罪呢？」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當年法官們手上的證據不完整。舉例來說，一審法官湯美玉認為此案兇手有四人，凶器包括菜刀、開山刀、水果刀、警棍，其中菜刀與警棍有找到，菜刀上面還黏著一根毛髮。凶器與現場跡證，是一個兇殺案最重要的物證，任何人都知道要深入追查以便揪出真凶；可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一審法官竟然沒把凶器送鑑定，也沒有調閱毛髮的驗斷書。

如今我們知道了許多當初審理的法官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知道了，所謂的「凶器」警棍，化驗以後沒有血跡反應，被害者屍體也沒有被棍棒毆打的瘀痕。如果一審法官當初把凶器拿去化驗的話，她會不會發現，事證與三人的自白不符，改判無罪？我們知道了現場浴室裡找到三根毛髮，但化驗結果都是被害人的，而不是蘇建和等人的。如果一審法官當初勤於追查相關物證的話，她會不會發現自白裡說「兇手們在現場輪流洗澡」根本是胡扯？

歷審法官判蘇建和等三人有罪的重要理由，都是三人的自白，法官們看到的書面筆錄都是「坦承不諱」；但是法官們不知道，偵訊錄音帶放出來聽，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劉秉郎對檢察官表明被刑求，但是書面筆錄卻略去不記；蘇建和向檢察官暗示他沒有參與作案、被迫依照警方的要求作答，書面筆錄也未忠實記載。

在蘇案元年的時候，我們的刑事訴訟法還是「職權主義」，法官主導證據的調查，但普遍不重視證據排除法則，如尤伯祥律師形容，「撿到菜籃裡都是菜，最後全和在一口名叫『自由心證』的大鍋裡煮成判決」。而像蘇案這樣，法官該調查的證據偏不調查，被告也莫可奈何。隨著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我們愈來愈趨向「當事人進行主義」，2004年釋字582號解釋也說得很明白：同案被告的證詞若未經對質詰問，就應排除於審判之外。如果當年就有這樣進步的法律見解，歷審法官會不會從一開始就保持公正客觀，不受到王文孝證詞的誤導？

尤其這一次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為蘇案做現場重建，他的鑑定報告指出，現場牆面血液噴濺完整，可見行兇時沒有人站在旁邊，兇手應該只有一人。王文孝「一人犯案」的初供，與李昌鈺鑑定的可能行兇動線，細節完全相符。如果在蘇案元年，我們就有這種水準的刑事偵辦技巧，法官們會不會秉持良知，諭知無罪，早早還給無辜者清白，也還給被害者家屬一個免於長年訴訟波折的人生？

1930年，德國找了一百個教授合出一本書，說愛因斯坦是錯的。愛因斯坦聽到了，淡淡的說：「如果我是錯的，那一個人說就好了，幹嘛要一百個？」科學研究不是以量取勝的事情，司法審判也不是。過去有多少法官判有罪並不重要。二十年了，科學辦案、無罪推定，難道還是奢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