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前一陣子死刑爭議捲起千堆雪，被害人保護制度也連帶成為大眾的目光焦點；隨著重啟執行、廢死議題降溫，竟然沒有人再談被害人保護制度了。

「被害人」「保護」制度，這個詞彙大家都用，加以沿用似乎很自然，為了溝通方便，似乎也不得不用。但是這些詞彙背後，藏著很值得探討質疑的一些既定想法。一九九四年因著一連串校園性騷擾案的爆發，婦女團體舉辦「反性騷擾大遊行」，在行經新生南路、金華街口時，我們停下來，在那裡悼念因為性暴力而死亡的女人。我們拉起白布條，寫的不是「性暴力受害地點」，而是「受難地點」；我們宣讀一份宣言，不稱「受害者」，而稱「受難者」。一字之差，整個思考的架構完全不同，出路也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是「受難者」。而我們認為性暴力是一個父權社會的表徵，縱然性犯罪是個別男人施加於個別女人，但它不是個案，亦不能個案地加以解決。既然是個結構性的問題，當然應該援用「受難者」之稱。

「受害者」一詞，不管前後文如何溫柔善意，就是揮之不去的有著一張可憐、待人同情的臉孔。當我們稱某人為「受害者」，已經不只是客觀地描述他經歷過某個犯罪事件，而且是以該犯罪經驗作為這個人最重要的特徵來定義他。這樣的心態如透過社會互動不斷強化而固著下來，那這個人如何能夠重新找到主掌人生的能量？

我們常常忘記，「受害者」同時也是反抗者。因為主客觀因素，有的人反抗失敗死去，有的人英勇倖存。許多女人提供了很好的典範，寫下了她們的反抗經驗與心路歷程。遠的有徐璐的《暗夜倖存者》（皇冠），近的有小林美佳的《為什麼會是我》（三采文化）。閱讀她們平實的文字，總是深刻感受到那敘述背後的勇氣。她們立下的典範很清楚：藉由寫作與敘述，「受害者」重新成為主體，不再為他的受害經驗所馭。

受害經驗造成一個人的心靈創傷，而其創傷經驗的核心，是無力感。在那個犯罪的情境裡，加害人有備而來，一切發生得太快、猝不及防，於是加害人得以施展其權力。要克服這個創傷經驗，必須讓這個人重新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反抗失敗並不會使一個人失去主體位置。被關進黑牢裡的政治受難者，都是反抗不義政權而不幸失敗的人，可是不屈服的意志使得他們比他們的壓迫者更尊貴。有時候失敗的反抗者比成功的反抗者更耀眼，因為失敗是嚴苛的考驗，是對於主體性的重重一擊；能夠熬過來的人，他們的經驗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實是彌足珍貴。在這個意義上，「受害者」能夠教我們的實在太多了。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需在字面上稍加改變，就能克竟全功。美國的「謀殺案受害者家屬權利促進會」（MVFHR）甫於七月初來台，他們帶來的經驗很值得省思。他們不是被保護的客體，而是集結行動的主體。他們的受害經驗造就了他們，成為不屈的反抗者。

受害經驗應當被正視、社會應給予支持、國家應提供資源，這些都不應該打折扣。但這個支持系統千萬不能忘記它的終極目標，不是去拯救一個意志癱瘓的小可憐、讓他此後可以永遠躲在強壯的羽翼下受到保護；而是扶持陪伴著，知道這個人有一天會掙脫受害經驗施予他的恐怖，繼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前進，而且身手不凡。如同尼采說的：「殺不死我的，將使我更強壯。」

【靈感書19】飄洋過海來看你

「悲傷有很多過程，我都經歷過，」台上這位美國老太太一字一字清晰的說。她的女兒被謀殺了，後方的螢幕上映出一個年輕女子帶著一隻狼狗在戶外，健康開心的樣子。

大法官的「司法虛無主義」

死刑釋憲案經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後，受人敬重的資深媒體人王健壯，撰文指出大法官的不受理是司法極簡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王健壯原文稱為「司法最低限度主義」）。王健壯提出幾個論點：第一，大法官選擇不對死刑存廢問題表態，這一「不作為」背後有著促進民主的苦心。第二，司法極簡主義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十分成功，各州果然陸續修法改進死刑。第三，大法官身掌司法權，應留必要空間給行政與立法權，三權分立的界線不宜輕易跨越。台灣大法官不受理這項釋憲，是蘊含著對於行政與立法兩權的深切期待。

要評論大法官的不受理是否適當，必須先問，廢死聯盟提了什麼樣的釋憲案。此次死刑釋憲，既非技術拖延，也不是死囚的「延命」手段，而是對現行死刑制度的總體檢。釋憲案指出，2009年通過施行的兩公約禁止「恣意」剝奪生命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89、388、389條未能架構一嚴謹的法律程序，導致死刑判決無獨立量刑程序、無量刑標準，法官無說明義務，陳詞應付可也；第三審亦無強制辯護、無言辭辯論。這些缺失都造成我國死刑判決的標準浮動而模糊，觸犯了兩公約「不得恣意剝奪生命權」的禁令。

死刑釋憲如實地指出現行法律與兩公約扞格之處，要求大法官解釋，這本來就是大法官職責所在，就像狗要看門、貓要抓老鼠一樣。提出「司法極簡主義」概念的美國憲法學者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稱讚1996年Romer v. Evans一案頗具極簡主義風格，但該案正是聯邦最高法院判定科羅拉多州的州憲法增修條文因為違反聯邦憲法而無效。無論極簡不極簡，大法官解釋法律衝突的責任，是無可迴避的。

七○年代以降美國大法官對於死刑大致採取修正改良的態度，對於程序上嚴謹的死刑法律認定合憲，判刑標準恣意浮動的，則認定違憲。如果說美國的大法官扮演了一個把關、施壓的角色，使得美國的死刑制度得以改進，應不為過。然而這就是台灣大法官袖手不為之事：釋憲案要求基於比例原則，對於剝奪生命權的死刑判決，至少要拉高對程序正義的要求，但大法官回以不受理決議。

美國大法官對死刑制度的修補，是否已經功德圓滿？恐怕有待商榷。目前為止已經有鮑威爾（Lewis F. Powell, Jr.）、布雷克蒙（Harry Blackmun）與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三位大法官，於退休前後公開表示後悔支持死刑制度，因為死刑判決裡仍然充滿了恣意、歧視與錯誤，即使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改進，還是違憲。

司法極簡主義，如果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是一種司法自制：司法部門對於自身民主正當性的侷限有所認識，因此謹守份際，避免與民選的政府部門起衝突，以利憲法與民主的良性互動。這個原則並不壞，遺憾的是，此次死刑釋憲案的不受理，並不是這一原則的實踐。死刑釋憲案並未要求大法官狗拿耗子，而僅僅是要求他履行憲法義務；然而台灣的大法官竟然認為，死刑程序未臻嚴謹、法律互有扞格，不關他們的事。在輿論關注下，大法官一心避禍，何來維護民主的苦心，或者「喚醒立法與行政權對廢死與否應有的作為」？

這不是「司法極簡主義」，而是一則狗不看門、貓不抓老鼠的失職演出。痛心之餘，名之曰「司法虛無主義」，是司法人員對於司法價值與職責的自我否定。海德格談虛無主義的一句話，在這裡恰好合用：「如此的『存有』，一無所有。」

【靈感書18 】一滴淚光照亮世界

「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淚光，怎能把這世界照亮？」這是許美靜的〈鐵窗〉。和大部分的情歌一樣，這首歌的主旨是：「我過得好慘，都是你害的。」

「飄洋過海來看你：看見被害人」

這是廢死聯盟舉辦的活動，歡迎大家來聽聽不一樣的觀點，請點這裡線上報名。

【靈感書17】大法官的成長

西蒙波娃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養成、漸漸長成的。她用的字眼是「become」——「變成」。西蒙波娃的說法點出了社會對人的作用力，但也不排除個人自主的行動力。我最近讀這一本《大法官之旅》，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利‧布雷克蒙，英文書名正是「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

【靈感書16】威權的配方

「謎樣的雙眼」是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奧斯卡的眼光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所幸在「謎樣的雙眼」身上是準的。導演璜恩‧荷西‧坎帕奈拉（Juan José Campanella）在美國發展多年，擔任影集「怪醫豪斯」與「Law & Order」的導演，練就一身功夫以後，回到阿根廷拍了這部戲。

廢死記者會的兩支短片

兩支短片都剪得很好！

之一：「兩公約倒著讀」



之二：人權的底限是什麼？

致台灣的公開信 ／廢死聯盟

各位朋友，

這個時刻很難安靜下來，因為明知執行在即。曾勇夫剛上任時說「不會拖過年底」，當時大家以為他的意思是「年底以前會開第一槍」，現在看來，或許竟然是：「年底以前會開最後一槍」。最後能留下的，或許只有徐自強的同案被告兩名，因為徐自強的部分還沒定讞。

結果可能是，徐自強救人的業績比我們好。

第一次執行時，法務部列出一些條件，但是事實是，所有程序上可殺之人，他都殺了。他不是先列條件然後挑選死刑犯，而是反過來：殺盡了以後再羅織一些理由，把他們包裹進去。時間上也毫不拖延，辦完公聽會就殺。這次呢？勇伯，您要一次提領，還是要領月退？或者是把這筆人頭資金暫放在看守所裡，作為活期存款，當您的老闆民調下滑時，就殺幾個死刑犯來轉移注意力？

人命保不住，是迫在眉睫的一個可能。如果悲觀的預測，會殺到剩下兩人。即使不這麼悲觀，也必然再殺一批。我們是手無寸鐵了。對於這個嗜殺的島嶼，我們唯一能說的，就是歷史會審判；相應的，廢死運動也必須在這個時刻站上一個歷史的高度，宣告這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下個階段的開始。

短短的幾個月裡傷亡慘重，廢死聯盟應該對於我們的當事人及其家屬，表示歉意。除了兩三位自始至終聯絡不上以外，其他死刑犯無論願意委任還是一意求死，都不時捎來信函，有的不認識字託人代筆，有的以漫畫抒發心情，當然也不乏文筆流暢、字跡清麗的。他們依照獄中的習慣，自稱、也互稱「同學」。他們在獄中透過有限的資訊管道向外張望，看著聯盟所做的一切，看到了便寫信來致意；他們在守望我們。

我們已經窮盡一切努力，但畢竟辜負了同學們的付託。

但也是這一段時間裡，廢除死刑從一個無人聞問的理念，變成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議題。廢死本來既居絕對少數，又冷門，翻身無望。現在仍然是少數，但是在強大的殺伐聲中，支持度竟然逆勢成長，而且議題的能見度陡增，再也不冷門了。只有我們知道這是如何的苦戰，每有一篇投書見報，背後就有更多篇被埋沒的好文章；簡直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奇蹟沒有出現，我們的少數意見未能阻擋殺人機器的運轉。但是在螳臂擋車的過程裡，我們至少就幾個方面製造了可觀的噪音：質疑裁判品質；質疑國家權力；藉機進行大眾法治教育；制度性的看待被害人保護等等。我們背負許多不公平的罵名，但也爭取到很多願意理性思辯的朋友。這一波危機還促成了宗教界與知識界集體出櫃，違逆民意而要求暫時停止執行。

我們的對手很多，可敬的對手卻很少。談話性節目日復一日對我們恣意攻訐、進行人格謀殺，而其粗暴與反智，日勝一日。他們起先於法無據地堅持法務部長一定要趕快簽死刑令，說這叫做「依法執行」；曾勇夫違法執行以後，他們便省略了「依法」二字。然後殺上癮似的，大家熱烈討論下一波殺戮名單、錄取標準與放榜時間，以及，為什麼要事先麻醉讓他死得那麼痛快……

我們的當事人多半是犯了很大錯誤的人。那些罪行，我們也無法原諒。我們並不天真的以為監獄可以教化每一個人，使人變好。但是一個社會集體癲狂至此，肯定可以帶壞其中的人，使他變得狂暴嗜血。

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本該與當事人「站在一起」；這幾個月來，廢死聯盟確實「享受」到與死刑犯（以及所有刑事被告）相同的待遇。我們的成員受邀去談話性節目，去了以後發現，每一集的主題固然不同，然潛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公審廢死聯盟。名嘴組合稍有變化，然身份只有一個，就是原告。廢死聯盟被有罪推定，必須自證無辜，但我們的發言被制止、被打斷、被冷落、被曲解，至此方知連自證無辜的機會都是無上幸運。可是當我們有此「幸運」的時候，我們又發現，鐵證如山也沒用，那審訊我們的人沒有一句「對不起」、「我弄錯了」、「謝謝」、「那我了解了」；沒有，什麼都沒有。談話直接跳到下一個不實指控，然後整個過程重新再來一遍。

我們的許多當事人，在打官司的過程裡都曾經尋死放棄。有的是自忖殺了人，一命賠一命也應該。有的基於對家人的愧疚或者對自己的貶低，早就不想活。更多的人在法院審理過程裡感到洩氣，「反正我說什麼法官也不相信」。於是有的隨便承認，有的隨便否認。有的亂承認之後又亂否認，於是確定判決便拼湊成一則卡夫卡也想不出來的荒誕故事。

當釋憲案不受理，我們收到會議記錄，彷彿聽見大法官們囁嚅低語。釋憲聲請指出判處死刑所依據的法律程序遠低於兩公約的人權標準，而兩公約已經是國際人權上的低標。這樣嚴謹有據的釋憲案不值得大法官給個回應嗎？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大法官竟然在重大憲政爭議上來個相應不理，閉門避戰！

釋憲案不受理以後，我們就更加理解同學們為什麼會放棄。現實就是這付嘴臉，由不得我們不接受。

釋憲，這個莊嚴的舉動，被曾勇夫矮化為「延命」手段，也被性好民粹的名嘴們渲染為「不尊重民意」。於是自認為不被尊重的「庶民」對我們發火了。騷擾、辱罵、威脅、恐嚇，透過網路線、電話線、郵政系統傳遞過來。直到有一天，恐嚇信直接放進廢死的信箱，我們終於必須面對這個事實：恐嚇者可能在我們身邊徘徊跟蹤。我們為此搬離辦公室。

我們被憎恨，然而報警沒有用，提告換來加倍的辱罵。社會情境實質上要求我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們沒還手、沒還口，於是名嘴們罵我們蓋高尚，假清高。

我們懷抱一個不同於多數的意見，因而獲罪。但我們寧可多談「廢死」，少談「廢死聯盟」，因為一己的毀譽實不重要。我們的對手，於被害人保護的議題虛晃一招以後，就完全沈溺在詆毀廢死聯盟的狂喜之中，無法自拔。我們的對手藉機炒作知名度，但他們說我們沽名釣譽。

請容我們心平氣和的說：在這一場集體癲狂裡，廢死聯盟守住了一個介入公共議題該有的品格。當外界冷嘲熱諷大貼標籤：「假慈悲」、「偽善」、「傲慢」，當廢死聯盟被人身攻擊、栽贓冤枉，我們難免生氣不平，但是在內部的群組討論裡，最後總有冷靜的聲音提醒大家，莫忘初衷。如是好幾回合。回望幾個月來的足跡，我們確實行正走穩。

我們多少都有這種與「庶民」對話的經驗：我們一表明廢死的立場，各式誤解就漫天蓋地撲過來，不容我們解釋；其中最大的誤解是：「死刑犯滿街跑喔！」等我們好不容易插進一句話：「改成終生監禁就好了啊。」對方愕然：「喔。——我不知道你們有這個主張。」名嘴們紮了一個稻草人，庶民們就射箭了；當廢死聯盟成為箭垛，真正有權亦有責提出刑罰政策的法務部，卻逍遙法外。

自從重啟執行以來，「待死現象」就在看守所內發酵，死亡如此迫近，可能比明早的太陽還要近。我們也不能完全倖免。但是我們更知道，邁開大步才能對抗嚴寒，持續戰鬥才能驅散無力感。所以我們竟然做得更起勁。

如果曾勇夫真如我們所想的那麼「勇」，那麼當屠殺結束的時候，廢死聯盟應當以適當的謙遜面對這個結果，並且思考接下來的方向。同學們可以放棄，我們不能放棄。尋死的同學，想要在這命懸一線的悲哀人生裡，掌握最後一點主控權。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們不僅尊重，也給予祝福。可是我們不放棄廢除死刑的理念，也一定陪著每一位願意尋求救濟途徑的同學，戰到最後一刻，和他們一起，與絕望奮鬥。

馬政府的聖經

大導演庫柏力克曾經拍了一部膾炙人口的反戰電影，叫做「奇愛博士」。這位怪博士從前是個納粹，二戰以後歸化為美國公民，但是骨子裡，仍然是個納粹。為了表現這種表裡不一，電影安排他得了一種怪病叫做「他手症」（alien hand syndrome），每當他用人道語言包裝納粹思想時，右手便不由自主的半舉起來，做出「向希特勒致敬」的姿勢。

馬政府近來對死刑的處理，就跟這個納粹怪博士一樣。根據死刑執行要點，只要死刑犯有聲請釋憲，法務部就不能執行，要等到釋憲有個結果才能動手；並且明文規定，這個查證與注意的責任，落在最高法院檢察署與法務部身上。

死刑犯們向司法院聲請釋憲，不過四十四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沒有蓋章，所以司法院以正式公文承諾，五月三號以前把資料補齊即可。結果五月三號還沒到，法務部就忍不住動手，四月三十號就把四個死刑犯執行了！其中張俊宏已經簽署委託書並且寄出。另外三個人會不會在五月三日以前改變心意，誰知道呢？國家的左手承諾一個期限，右手卻在期限來臨之前就殺人，這等違法行政，嚴重辜負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這隻殺人右手的驚人之舉尚不只此。法務部長曾勇夫接受時報週刊專訪時說：「休想以釋憲延命！」釋憲是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職權，旨在貫徹憲法的意志，當法律與憲法相抵觸時，宣告該法失效。這是國家的左手最莊嚴的任務，右手竟公然將之矮化為「延命」的手段，此語置大法官的尊嚴於何地？

張俊宏的釋憲聲請，在五月三日補進了司法院。五月二十八日司法院決定不受理這些釋憲，並於說明中認定，張俊宏的釋憲聲請未於死刑執行前補簽名或蓋章，所以無效。是因為釋憲聲請人死亡，所以聲請無效嗎？非也！在司法院的待審案件裡，就列了一件袁X元、黃X治、袁X瑋、張X銘四人聯合提出的聲請，其中袁X瑋於提出聲請後死亡，但無損於其合法釋憲的事實。

國家的右手逾越份際，無視於左手的職權，貿然殺人；孰料國家的左手也大方地配合，竟不捍衛自己的職業尊嚴，更遺忘了他對人民白紙黑字的承諾，來掩護那隻殺人的右手。令人不禁想起老羅斯福總統的名言：「連香蕉都比咱們的法官有骨氣！」

左右手的荒謬劇，在特赦一事上再度重演。兩公約明確指出，要求赦免或減刑，是死刑犯的「權利」。既然是「權利」，那就要有相應的制度，讓他可以伸張自己的權利。可是我國的赦免法卻將赦免視為總統的職權，換言之是國家的「恩惠」，只有總統可以主動為之。

在這殘缺的赦免法下，死刑犯們只好向總統提出聲請，要求特赦或減刑。總統府收件以後，轉交法務部研議。法務部研議以後，送回總統府。國家這樣右手交給左手、左手又交給右手，玩得不亦樂乎。公文旅行了一圈，有權赦免或減刑的馬總統，究竟意向如何？昨天他開了金口，「還是請法務部決定。」

就這樣，國家的左手與右手互相矛盾又互相掩護，拖延時間又推卸責任。馬政府的聖經至此甚明，就是：「你殺人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